郭文贵在美国之音直播爆料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当前正在引起舆论的密切关注，其中除了直播中途被掐断事件仍在继续发酵之外，另一个关注焦点是郭文贵所爆的一个所谓“核弹”料，之称傅振华曾以习近平指令的名义要求郭文贵收集王岐山家族贪腐的证据。

其实，不论郭文贵所爆之料具体事实的是真是伪，也不论傅振华向郭文贵所转达的习近平指令是真是伪，习王之间，或者说，大权独揽的极权独裁者与其“最亲密的战友”或最依赖的清洗运动打手之间，迟早要反目决裂甚至相互杀戮。这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些年中，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及众多会员早就一直在预言，并公开指出过的。

这是因为，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极权统治者所必走之路。他们一旦登上说一不二、一言九鼎、大权独揽、绝对权威、永远正确、不得被“妄议”的极权独裁者权位，就注定会越来越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曾经的“亲密战友”与亲信。

（一）

罗姆是希特勒的重要打手，自纳粹党成立之始就追随希特勒，还在啤酒馆政变被捕坐过牢，后来成为褐衫军（冲锋队）的首领，率领褐衫军横冲直撞，为希特勒攫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希特勒当政仅仅一年半，就为了加强对军方和社会的控制而牺牲掉褐衫军，于长刀之夜以编造的虚假罪名处死了罗姆和其他中锋队主要首领。

雅果达和叶若夫是斯大林进行后来被称为“大恐怖”的大清洗运动的主要爪牙，使用各种捏造罪名和残酷手段帮助斯大林在肉体清除了包括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李科夫和布哈林在内的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战友”，数十万人被枪决，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等人则被暗杀。但雅果达和叶若夫自己，最后也先后成为斯大林清洗和杀戮的对象。1934年7月就任克格勃前身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的雅果达，在斯大林指使下，以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借口乐启动“大恐怖”的杀戮，却不过两年就失宠，并在1937年被以“德国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人民公敌”等罪名逮捕，1938年被处决。大清洗运动的恐怖在叶若夫1936年9月接替雅果达之后达到顶峰，以致后人往往以“叶若夫时代”来称呼整个大清洗运动。这个过程中连雅果达时代的克格勃成员也大量地被处决，很多派驻海外的苏联特工接到调令召回国内之后，就被直接送上刑场或关进古拉格。然而没过多久，叶若夫自己也被栽上“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等罪名，于1938年被逮捕，1940年被处决。

在叶若夫之后接掌秘密警察的贝利亚很快就成为最为斯大林依仗的人物，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然而，他也很快就被斯大林暗中猜疑。到了1952年，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上开始公开抨击贝利亚以及自己的其他几名亲信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和卡冈诺维奇，令他们为随时可能到来的新一轮大清洗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后来出现了1953年的斯大林之死是由于贝利亚下毒之说。

刘少奇一度曾经也是毛泽东信赖的亲信，卖力地为他打击张国焘和王明势力，并以吹捧“毛泽东思想”将他推上一言九鼎的宝座。毛泽东因此而重用刘少奇，将他提拔到第二号人物和接班人的位置。但很快就对他不耐，并最终不惜采用“让天下大乱”的文革手段全面击垮整个党政体系来打倒刘少奇及其势力，最后刘少奇在关押中孤独悲凉凄惨地死在河南开封，并被以“刘卫黄”的假名火化。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没几天，毛泽东就开始提拔高岗为亲信，用来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势力。不料操之过急的高岗不堪大用，把毛泽东私下交待的“非组织活动”给泄露了出去，于是毛泽东立即毫不留情地将高岗抛出去做替罪羊，逼得高岗自杀。

林彪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毛泽东嫡系，自井冈山起就为毛泽东所倚重，并每每在毛泽东失势最为孤独的时候支持和接济他。毛泽东也利用林彪掀起狂热的造神运动，将自己塑造为“四个伟大”权威无限不可丝毫质疑的上帝。为此，毛泽东不仅提拔林彪为第二号神，还于1969年在中共党章中明文指定林彪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然而，几乎就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算计林彪，并在仅仅两年后就将林彪逼得折戟沉沙，牵妻携子惨死在温都尔汗。

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在左膀右臂胡耀邦和赵紫阳辅佐下崛起为“第二代核心”和“总设计师”。然而一旦自己“一言九鼎”之后，容不得与自己丝毫的不一致，特别是受不了“被暗示要退休”和“被影射为慈禧”的猜疑心自我折磨，结果胡赵两任总书记先后被罢官甚至被囚。

薄熙来依仗从辽宁带来的爪牙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中胡作非为，以图为“入常”乃至登位储君奠定基础。两人“薄王”名声在外密不可分，私下君臣算计，戏剧连连，终于在一个巴掌之下双双覆亡。

这样的例子还有无数，总之，没有任何一个极权独裁者能够脱出这个套路。这是极权主义体制的特性。因为没有民主法治，权力之争都是你死我活。在这样的体制下，独裁者一旦位于权力顶峰，大权独揽，就必然开始时刻担忧他人觊觎自己的宝座，就必然越来越不相信周围的任何人，就必然会从剿灭潜在敌手开始，到不断地清洗甚至杀戮自己一茬又一茬的亲信，到最后，甚至要像金三胖一样地开始杀戮自己的血亲。

（二）

以习近平的所作所为，无疑还是会毫无悬念地重演这老套的历史旧戏。

习近平曾公开以普京式的强人自居，登基之后不久，就摆出了在更大范围进行更大规模“唱红打黑”的架势。他全面集中权力，加强舆论钳制，更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法律，重手打击民间力量，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走复辟毛式极权主义回头路的趋势如此之明显，以致有人评价他“不是习仲勋的儿子，而是毛泽东的孙子”。

然而，习近平仅仅继承了毛泽东睚眦必报的狭小气度，却没有丝毫屈伸张驰的大略。东冲西撞，四面出击，一味陶醉于“习大大”的谄媚，对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毫无所知，被人评为是“志大才疏”、“全部知识结构建筑于文革的初中生”。

因此，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多久，许多民阵同仁就根据其所作所为开始预言，习政权将是中共执政的最后一代，其倒行逆施必加速中共的垮台。并称其为“习正恩”，因为与北韩金三胖有太多相似之处，而后者也无可避免地将是金家王朝的最后一代。

有人疑问到，习近平无论是看家世还是个人经历，都是在专制暴政下遭受过苦难的，却为何毫无觉悟？

这里面固然有“屁股决定脑袋”、“享受权力引发更大的权欲”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由于习近平在文革经历中吸收了相反的教训。

中共媒体在习近平上台后的吹捧宣传中，提到他的一个文革经历：年仅13岁的习近平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关押时爬窗逃跑回家，母亲不仅不给他弄吃的，反而连忙出门去举报他。很可能他从这个经历吸取的教训，不是专制制度的可恶，而是“就是要六亲不认、心狠手辣、无毒不丈夫”以象毛泽东、四人帮爬上秦始皇般不可一世的权位。

（三）

与所有的极权独裁者一样，当政之后以数不清的“领导小组组长”头衔将所有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之手的习近平，必然越来越多不能容忍治下任何人与他的不一致或对他的不敬。只不过，习近平做得更加不择手段、更加不在乎遮羞，完全是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除了以选择性反贪和非法律手段清除党内军内政敌、以“不得妄议中央”来压制任何体制内异议之外，他对民间力量更是痛加狠手镇压。

在家中私下聚会的言论被荒唐地以所谓“寻衅滋事”为由治罪；关注“敏感案件”会成为一个罪名，接案的律师会被成批地拘捕。

仅仅因为出版了冒犯他的书籍，瑞典籍的书商桂明海就被从泰国绑架到中国，书店的员工与合伙人就会接二连三地在香港被绑架、被失踪。

仅仅因为几幅冒犯他的漫画，已经取得联合国难民身份并获加拿大接收的姜野飞董广平就被中共当局以国家的资源花钱连夜从泰国移民拘留营劫收到中国。

这些，都说明习包子心胸极为狭窄，睚眦必报，下手极为凶狠，极为暴虐。他对草民尚且如此，更何况就在他身边，与他的权位只有“可望又可及”一步之遥的“亲密战友”和亲信爪牙呢？

（四）

刘源可以说是帮习近平清除徐才厚、郭伯雄等军中异己的一大功臣。以致一度不少人将习、王、刘并称，还预期与习、王同为“红二代”的刘源会得到重用。

那时不少民阵同仁就开始指出，不要以为“红二代”会是铁板一块，刘源与习近平的关系再铁，比起他父亲一度与毛泽东的关系之“铁”又算得什么？刘少奇尚且被整得惨死，刘源声誉越高越会因“盖主”而遭受嫌疑受猜忌，习、王、刘分手反目只是迟早的问题。

果不其然，刘源不久退役，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闲职上被边缘化，与再早四年的“王立军转任主管教育的副市长”颇有同工异曲之妙。

（五）

同理，不论当前习近平与王岐山怎样看上去密不可分，极权专制制度的“山无二虎、天无二日”的本质决定了“君臣相忌”是迟早的必然。不论有没有郭文贵或者其他什么人的爆料，这都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

在没有民主选举，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的专制社会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人能够逃离恐惧，不论是被随意蹂虐的草民、身缠万贯的商人、趾高气昂的官僚、令人胆寒的酷吏、还是高在顶峰的独裁者自己，都免不了时时刻刻挣扎在算计又被算计、恐惧又被恐惧的深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