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天的政治机遇再次降临

秦　晉

 

秦晋在法国艾菲尔铁塔拍的

　　5月28日，中共两会通过香港版国安法，标志着香港“一国两制”终结，也标志着中共走向终结。随之美国总统川普神色凝重地发表了不到十分钟简短的讲话，讲话完毕未接受在场媒体的提问，转身拂袖而去。可以预见的是，川普的讲话轻轻地开启了中国不久将来发生变天的进程。

　　中共得天下肆虐中国，明的是得苏联的鼎立支持，暗的是得杜鲁门行政当局由于对中国问题的无知以及对后果的无识而在无意中协助。而且美国对中共的帮助更具实质意义和作用。其源头是美国白左代表人物马歇尔、四约翰（约翰·戴维斯、约翰·文森特、约翰·塞维斯、约翰·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极大影响，帮助了中共席卷大陆。

　　追溯历史，中共偶然地幸运地躲过灭顶之灾，今天裹挟全体中国人支撑这个同类于而且更甚于纳粹德国、邪恶苏俄的祸害中国的中共政权，首要施恶帮凶者是美国杜鲁门。以后中共守天下还是屡屡得到美国的帮助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摆脱困境，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对中共起死回生发展壮大都有极大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责，受害最深重的还是中国民众。

　　里根的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苏联，对中共有放任有扶持；小布什主力对付中东恐怖主义，对中共力不从心。只有到了川普，才开始了美国对中共政策的逆转。反对中共专制者几十年的抗争是人与兽、人与魔之战，毫无胜机。这样的抗争只是反专制信念的坚守，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中国与民主转型早已失之交臂，那是在中国政治时机最顶点时刻是1989年的时候，中共政治三驾马车虽然在1987年失去了一匹胡耀邦，赵紫阳依然锐意改革，邓小平尚在政治知觉迟钝之中，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都有利于中国发生政治变革的时段。中国国运不济，专制猛虎邓小平从政治迟缓中回过神来，采取残暴手段进行中共政权保卫战；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已经是老布什，一个与邓小平私交胜于世界民主与进步的昏庸总统。美国前众议员罗拉巴克曾如此评论1989年天安门事件：如果里根在位，他定会干预邓小平的武力镇压，而布什没有政治远见和坚强的世界领导能力。

　　河东河西各三十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中国未来政治大变第一推动力不在本土而在国际社会。以美国为首世界领袖长期绥靖，处昏睡状态，任由中共上下其手，游刃有余。习近平恶少当道，在他的疯狂执政下，武汉疫情向全世界传播、违背政治承诺强行改变香港的政治地位，他亲手为中共灭亡敲响了丧钟，成了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的政治变化，有赖于世界的觉醒，更直接地有赖于美中关系的变化，有赖于美国总统对中共问题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和对中共千变万化的表象有正确的预计和对应方式。

　　中共建政以后的七十年间，美国对中共保持着扶持政策，尤其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继续保持这一错误中国政策，引狼入室把中共请入世贸组织，为中共崛起铺平道路，到头来养虎为患为中共向美国和世界秩序进行挑战提供最为有力的利器。美国这个错误中国政策一直到了川普执政以后开始变化。

　　与中共产生交集的所有美国总统，共和党总统优于民主党总统。民主党总统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优惠中共祸害中国民众的中国政策，从杜鲁门到奥巴马。中共建政以后的共和党总统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里根、大小布什和当今的川普，只有里根值得敬仰的，只有他有勇气战胜了世界的最大邪恶和危害苏联共产体制，触发东欧集团的解体。里根对于中国无功有过。

　　现在的川普不是一个有一贯思想理念的政治人物，他是半路出家的商人，精明能干，做事果断有效。从他执政这三年来看，他是第一位开始对中共实行打击的美国总统，他没有明确的思想理念要从地球上抹去中共邪恶，但是他对中共的打击可以动摇中共的基础，从而使得中国得到从中共专制体制下彻底解放的政治机会。

　　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不懂中国，不懂中共的本质，不懂中共面具背后的真实面目和意图，而这个时候的美国和西方（无论是政界、学界）由于政治见识短浅，都错误地认为经济的发展可以使得中国扩大自由度而最终走向民主。由于西方由于不懂中国不懂中共不懂中共真实意图而在无知中帮助中共强化它的国家机器，使得中共纵向比较比以往任何时候、横向比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最为有效地镇压本国民众的政治反抗。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共更为有效地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国民众实行谎言欺骗治国，无远弗界控制和镇压。

　　中共吸取了1989年的经验教训，吸取了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教训，在美国和西方的帮助下进一步强化，成功有效地驯化了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启蒙中国民众觉醒已经成为天方夜谭。中共建政迄今七十年，基本不遭受外部打击，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镇压国内的政治反抗。

　　现在的中共穷凶极恶，与中共抗争是人兽之战，更是人与撒旦之战。在这场博弈中，反对中共专制方没有丝毫胜算的机会。能够战胜中共的，整个世界只有美国。美国帮助了中共取得天下，而且中共已经被喂养成了庞然大物，整个世界除美国之外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战胜这个庞然大物。美国不知道及时遏制中共邪恶的壮大，结果就是美国自身被中共吞噬。

　　当今世界当美国主持正义的时候，正义就存在；当美国放弃正义原则的时候，正义就不存在。当美国与中共沆瀣一气的时候，世界就堕落。自从1989年以后的近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美国与中共沆瀣一气的时代，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二十一世纪就是美国与中共的对垒，究竟是美国战胜中共邪恶，还是美国愿意依附中共专制，是决定这个世界上所有人民幸福和福祉的最关键因素。

　　美国不醒悟，不采取行动，中共可以继续存在。美中关系从伙伴到竞争，再从竞争到敌对，美国在中共的咄咄逼人攻势下，别无选择地采取对应措施和策略，世界就有希望了，中国十四亿被奴役的无知民众就有被解救出中共苦海的希望了。过去美国政治弱智总统们一直水中捞月地期盼与中共和平共处，自从中共出了个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订立的韬光养晦蒙骗美国的对美策略，弄醒了对中共有所警觉但仍迷糊的川普。尤其是进入2020年以来，习近平在国际舞台博弈中放出两大狠招，一是武汉病毒传播世界，二是香港国安法，非常有效地强化了川普行政当局与中共对抗的决心，把川普和世界推向合围习近平中共政权的不归路。

　　习近平非等闲之辈，困境中辗转腾挪奋力出击，借美国发生骚乱之际推波助澜，以图美国因抗疫和骚乱而自顾不暇，同时誓与美国做殊死的搏杀，为中共杀出一条重生血路。

　　代表着世界文明进步和邪恶黑暗的正义与邪恶两大势力直接对抗和厮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整个世界静心屏气，作壁上认真观吧。

　　1989年的六·四距今三十一年，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中共的对立之处，这个格局的出现，一扫过去三十一年的悲痛和无助。中共恶政在世界的醒悟中，在美国即将的作为中，被击毁倒塌，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中。

　　谨以此文纪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大屠杀受难者蒙难三十一周年。

秦晋
民主中国阵线主席
澳洲悉尼大学博士候选人

(原载于《欧洲希望之声》网站   https://sohfrance.org/qinzhongguobiantiandezhengzhijiyuzaicijianglin)

　　上帝使其亡，必先使其狂。正值全世界抗疫问责北京之际，香港发生了大抓捕一幕，香港著名民主人士李柱铭、黎智英、长毛梁国雄、李卓人、何俊仁、杨森、吴文远、单仲偕、蔡耀昌、黄浩铭、陈皓桓、何秀兰、区诺轩、吴蔼仪等纷纷被捕，这是北京与全世界角力新辟地另一个战场。在整个世界封城停摆之际，北京政权可以在香港为所欲为。

　　香港对于北京本来是一只金蛋之鸡，中共一直不敢明火执仗地对香港采取野蛮高压手段。武汉病毒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整个格局。现在习近平深知中共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而未来的香港在过去曾经拥有的金融地位也将不复存在，索性就横下一条心破罐子破摔，彻底撕去“一国两制”的 面纱，出重手将香港一手拿下变成中国的一个城市。此次大抓捕，一可恐吓香港民众放弃“五大诉求”，二可消弭疫情过后香港重新启动的以实现普选为最终目标的政治运动。

　　而在此时最能够也最应该对北京习近平当头棒喝的是饱受中共病毒摧残刚从死亡线上活过来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香港本是英国海外领土，按条约英国将香港主权交给北京，北京必须按约维持香港“一国两制”地位。既然北京一再毁约，则英国有责问罪北京。英国完全有正当理由退出中英条约，收回香港。自从撒切尔以后三十多年来的英国政府一直患有极其严重的政治软骨病，没有一位首相展现过应有的政治勇气和担当，最后一任港独彭定康在任时期表现卓越，移交以后近二十三年，表现过对香港的关怀，但是没有再表现过对香港的政治责任和担当。整个大英帝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只出现了两位有勇气有远见敢于迎着困难的坚强领袖，战时的丘吉尔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而近三十年的英国领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基本都表现得庸碌无为，连得跟班这个基本角色也做的很不好。

　　解救香港目前的危难不是国际呼吁，而是具体的国际行动。这个国际行动必须以英国为先锋，英国必须承担起这个政治责任和先锋作用，以英国强大的外交压力和自身的综合国力为后盾，讨伐中共。唯有此，才能解救香港民众和已经被捕大批香港民主派领袖于缧绁困厄。因为英国政治领袖尤其是约翰逊首相的政治弱智，也许英国继续对中共毁约和伤害人类的恶行置若罔闻。

　　台湾也在危险之中。显然习近平已经到了兑现他嘲笑前苏联“终无一人是男儿”时候的豪迈理想的境地，他在做最后的生死博弈，打乱整个世界，以此改变世界格局。侥幸成功了，就是乱中取胜，达到中共政权转危为安的最终目的。中共近日疑似核试验，美军西太平洋航母丧失作战功能，中共舰船在台湾海域和南海海域频频亮相展现军力，均可视作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指台湾。中共军方强硬派更是把此时作为武统台湾最佳时机。台湾可以防住来自中国大陆的瘟疫，但是难以防住中共发射的导弹和军事冒险；而此时的美国可以防住中共的军事冒险和攻击，但是防不住中共发送的瘟疫。此时只要习近平继续疯狂下去，做临终前拉人垫背之举，台湾遭受涂炭就难以避免。习近平取此军事讹诈，失败了，其结果必然是赔上中共自身，也陪上大陆被洗脑充分闻曲起舞狂呼欢叫普通中国民众。

　　中共武汉病毒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前所未有地弄醒了昏睡的世界。目前来看大多数还只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有川普团队在孤军奋战，敲山震虎有效到位地间接施压问责习近平中共。它不是直接问责北京，而是选择世界卫生组织，从与中共勾兑密切的谭德塞这个软肋处下手，先停止对世卫组织大宗支持，迫使其将与中共合谋隐瞒疫情欺骗世界的恶行和盘托出。此举于最终揭露北京隐瞒传播瘟疫有直接效应，不久就可使得中共制造世界大灾难的罪责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持“政治正确”愚蠢观念的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反弹，川普的行事风格也遭到西方许多国家的掣肘。川普在习近平问题上自误多多，今天美国疫情泛滥与他对中共态度首鼠两端有莫大关系。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川普有所觉醒，若再不采取断然措施，川普本人将被北京毁灭，世界也被中共毁灭。川普遂雷厉风行，打蛇七寸。若能继续下去，学习里根对付前苏联，学习小布什对付萨达姆，习近平必然不久被送上历史审判台。

　　欧洲主要国家为英、法、德，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乐见当今世界格局，根本无视真正病毒和邪恶肆虐世界，即使是武汉病毒戕害他们国家如此深重，这些国家还是保持良好愿望与中共共处一个世界的岁月静好，他们无视中共对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和组织进行的强力渗透和操纵，今天的西方领袖变得如此窝囊猥琐，源头还是在美国自里根以后没有出现过一位有远见的世界领袖。美国一直领导着世界休眠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几十年的绥靖主义之中，到了川普才开始了改变。德国总理梅克尔个人受惠北京极大，西方领袖都可以从北京分得个人利益，因此半睡半醒的川普只能做唐吉可德的冲杀。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是此次中共病毒最为有效的掩体，而西方国家领袖们对此视而不见，是迟钝愚蠢还是短视阴暗？

　　澳洲内政部长Peter Dutton达顿刚从中共病毒的残害中逃过一命，不去问责北京当局，却对川普停发世卫组织经费大加鞭挞。澳洲前总理现英国牛津大学“习近平研究”博士候选人陆克文不去厘清习近平制造病毒隐瞒疫情扩散病毒的罪恶，却抨击川普断供世卫的果断行动。可以不客气的说，达顿是糊涂迂腐，而陆克文则是与中共沆瀣一气。陆克文最为忧虑的是中共轰然倒塌，所以寻找堂而皇之的理由和理论反对和阻止可能的“川普灭共之战”。

　　川普的自我挽救只能是认清局势，知晓处境之艰难，以美国一国之力足以对付时刻变异的妖魔对手中共。但是自身问题是时睡时醒，而对手中共虽弱但每时每刻警觉着，既可以躲避对手的打击，又可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川普另一大患则是整个西方大都是美国的“猪队友”，配合少，掣肘多。川普若能坚定意志，不为西方“猪队友”们的掣肘所动，带领美国充分展现世界领导功能和职责，则可一举战胜中共和病毒，拯救世界重归文明发展的正轨，让美国真正再一次伟大。不然整个世界就陪伴着中共一起万劫不复。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香港国安法在北京人大的提出是习近平的孤注一掷，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对中共本质认识的严重缺失所导致，尤其是当事国英国的缩头乌龟式的政治表现纵容默许了北京的有恃无恐和步步进逼。习近平中共正困兽犹斗，以一国之力与世界文明进行殊死的搏斗，以“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方式对抗美国和西方。当前美国行政当局对中共的反应没有错误，但是反击遏制尚未能落实到实处，盖因川普没有政治远见，依然对中共怀有幻想。而英国是最应该回应的，英国现有的回应极其软弱无能，提供几十万富有港人移居英国是错误之举，不值得称道，下下策。正确的回应应该是回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既然北京单方面撕毁协议，公然破坏“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和“港人治港”的双方共同认可的原则和移交方案，则英国应该正色警告中共，并且退出1984年联合声明，重新收回香港，中策。英国应该拿出1840年兵临广州，1982年撒切尔夫人果断出兵福克纳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勇气和决心，此乃上策。可惜英国首相约翰逊没有因为疫情死去，如果他死于武汉病毒，也许今天英国的反应有很大不同。

　　五眼联盟中约翰逊是怂包，特鲁多也是软蛋，唯澳洲莫里森可圈可点，在应对中共邪恶的时候，表现出了政治勇气和道义原则。新西兰虽小，也表现了她应有的立场原则和国格。美国领导世界，正承受着最大的压力和困难。总体上川普应对得当，但是缺乏政治远见和道义担当，在与危害世界最凶残的中共邪恶交手过程中，时常看不清问题本质而自误。

　　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美国则应该效仿北京，告示北京美国欲将作废三个公报，摒弃作茧自缚的“一个中国”策略，提升与台湾关系，采用两德模式和两韩模式，在不久将来对两岸实行双重承认。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阻遏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胡作非为，才能有效抵御中共狂妄的狼子野心。

英国《每日邮报》文章：

　　一种病毒正在烦缠扰着世界。这个讨厌的生物在全球蔓延的传染中留下死亡，破坏和痛苦。

　　它的感染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通过挑战我们生活、爱、工作和娱乐最基本的自由，改变我们作为人的行为方式。

　　它令我们烦闷，困惑，茫然，甚至不信任他人。我在加拿大密西沙加（Mississauga）写下这些话时，已经五天没离开家了。无论您是在哪里阅读它们，我们都正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这种全球性大流行病后果的折磨。

　　它始于中国。但是不要受愚弄。它并非去年始于武汉，而是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前，当一小群人在浙江一条湖中的船上宣布在我的国家成立共产党的时候。

　　我承认我们都正在与从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但中国共产党是祸害如此多的人并使我们的世界突然陷入黑暗的真正瘟疫。

在中国因有关冠状病毒爆发而遭受新指控之际，一位戴着防护口罩的妇女在街上的习近平主席画像前走过

　　正是它将Covid-19释放于世，无论是在野生动物市场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正是这个组织试图掩盖证据，同时压制试图警告他人的医生、记者和其他公民，以便掩盖自己的劣迹。

　　这个世界忽略了这支凶恶势力犯下的许多反人类罪——从杀人以获取器官和烧毁教堂，直到将数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关押在集中营中。

　　从我十几岁想要理解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我就了解到这个政党的邪恶和它的传染性。它在中国感染了那么多人，令大多数人充满恐惧，而其余的则变得残酷而冷血。

　　这种苦难驱使人们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地面上的宏伟地狱。天安门广场惨案发生后，它迫使我逃往国外，然后在数十年的煎熬中为打败它的毒素而奋斗。

　　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无法摆脱它的掌控。我的家庭是国家的敌人，在共产党眼中受到诅咒，因为祖父作为政治人物在前政权中任职“”罪行”而遭受残酷迫害。

　　我父亲被指控为间谍，然后被剥夺了教书的工作，被送到劳教所。我的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母亲也遭受官方虐待，被迫（与我父亲一起）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十年。

　　当我五岁的时候，父母把我和妹妹送到离家500英里远的乡下，与祖母住在一起，以逃避迫害。我们被其他的孩子欺负，因为我们是政治上的另类，然而当我们四年后回到北京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我的童年充满了虐待和歧视。因为拒绝低头接受自己身份的卑贱而受尽苦头。所受的伤害如此的厉害，以至于我很多次想到自杀。唯一阻止我实施的是，我知道这会给我的父母带来额外的痛苦。

　　然后，我决定为社会正义而反击这个党。我17岁那年，有一个短暂地闪烁自由的民主墙，在那儿，我兴奋地读到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抗议。我对中国发生改变抱有很大希望。但是我从来不信任共产党，因为我从内心深知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治愈。

习近平主席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限制了亿万人民的自由，盛雪说

　　十年后，在我家附近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抗议活动，我每天都前去参加。然后，在1989年6月4日凌晨，我看到士兵在党首的命令下射击自己的人民，包括两个就站在我附近的人。

　　我的丈夫看到一个惊恐的少女在街上奔跑，甚至没有意识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枪向她射击。一颗子弹削开了她的头骨。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再也没有闭上。

　　两个月后，我离开了中国。到达加拿大的20天后，我参加了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的第一次抗议活动。我放弃了研究新闻学的计划，并帮助组建了民主中国阵线。我以为在这个和平的西方国家里我将会安全和幸福。

　　我离开了中国——但它已经到达了这里。随着其商业、文化、传媒和意识形态不停地推进，中共继续着这种无情的步伐。

　　欺凌和恐吓立即就开始。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大屠杀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停止了参与民主运动活动。在那些日子李，我哭了。他们以我是个妇女而欺辱我，尽管这还不算最坏，因为还没有互联网。

　　他们会寄给我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下流照片，或者在男厕所写下我的名字及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团体中的一些人会攻击我，指责我是间谍——一会儿说是中共的间谍，一会儿说是台湾湾的间谍。这太荒谬了。但与此同时，这令人非常痛苦。

　　自从2006年我去柏林参加一次会议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当时一个从丹麦过来的中国人，与人们交朋友并加入我们的组织。从此以后，他在网上写了数百篇关于我的侮辱性文章。

　　六年后，我当选为民阵主席，中共发动了全面进攻。关于我私生活的谣言四处蔓延，甚至造谣说我母亲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拉皮条。在线发布污秽的虚假图片。

　　社交媒体账户传播谎言。博客败坏我的声誉。我必须为无理取闹的法院索赔自我辩护。这场压力极大的运动很难抗衡，影响了我的健康。同时，我再也回不了家乡——我在1996年曾尝试过一次，但被送回来。并被警告说，如果我再次尝试，就将不会被放。

　　至少，我还有我的自由——不像居住在中国的14亿人那样，在那里习近平加强了党的控制。我的朋友，以及许多维权人士、新闻工作者和律师，都被关进监狱；有些被迫害致死。

　　像维吾尔和藏族等被压迫族群的状况比战争更糟，因为他们无法反击。他们没有武器对抗极权的全能国家机器及其大规模监视。

　　当听到我关于中国的警告时，人们常常认为我疯了。他们没有把视线移到那里，无法想像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国内，没有人能抗拒党的意愿或拒绝其要求。

　　同时，它已经在全球蔓延。商店中的商品已逐渐地都变成中国制造。英国提议让华为帮助构建其5G系统——但是为什么要让一个使用间谍软件的外国国家系统进入呢？我一直担心中共会做出毁灭文明世界的事。

　　它知道它无法凭借其政治制度、经济能力或军事力量与西方竞争。我们不知道这次大流行是故意的还是意外的。

　　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或将如何结束。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丧生，有多少家庭被毁，经济上将造成多少损失。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在乎人民在死亡，不在乎人民生活的自由，不在乎人民的人权。

　　这个世界必须走在一起战胜这个来自武汉的瘟疫，但是，还必须团结一致，战胜另一个邪恶。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不仅要面对冠状病毒，而且还要面对更加致命的共产党病毒。

附：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