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一張有名的照片開始

如果讀者對共產党史，對抗日戰爭史有興趣或有研究的話，一定能記得這樣一張照片。是一張非常有名的照片。為何有名？

圖1 抗日戰爭紀念館的展示

1.它出現在中國共產党最有名的抗日偉績，“平型關大捷”的戰場報道中。被稱為“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的照片（注：圖來自于《中國抗日戰爭紀念館_中國抗日戰爭网上紀念館》《抗戰圖片/ 浴血疆場_民族壯歌部/ 圖片五《八路軍第115師伏擊日軍》）。

2.它出現在國內最權威的宣傳場所中。如《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北京丰台區盧溝橋），《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北京复興路）《平型關大捷紀念館》（山西省靈丘縣白崖台），以及代表國家，代表共產党的重要媒体中。如《中國廣播网》，《中國共產党新聞网》等。謂共產党，國家公認的歷史照片。

二、照片內容的分析

此照片是誰的作品，背景是哪里，照片上的主人公又是誰？ 對此，國內至今似乎還沒有過什么認真的研究考證，也許這只是筆者寡聞短見？。從照片看，這是一個重机槍分隊的一部分戰斗場面。左方跪地者為指揮，中間為射手，右者是送彈手。使用的是一挺水冷式重机槍，俗稱馬克沁，發明來自于英國，但此照片中出現的應是中國仿造的民國24年式重机槍。

也可以讀出此天是個晴天，以陽光判斷，鏡頭應該是從南向北。并且不要忽視一個和本文內容有關的最重要情報，即照片底部還映出兩個黑影，應是站在后方的兩位攝影者同時留下的身影。

地點在何處？也許有人說，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當然是地點是小寨村（山西省，靈丘縣）附近。可是再比較以下的兩個圖面，可以發現此地并不像小寨村的地形。下左圖是小寨村的喬溝（伏擊戰地點），典型的山地溝壑地形，而下右圖來自与本照片為同一地段的影像截屏，地形卻像一個山東省的河套平原。

圖2小寨村伏擊地點喬溝和115師伏擊日軍照片中的戰場地形比較

此照片到底來自何處，是否記錄的真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在日平型關小寨村附近的伏擊戰？關于此說的任何證据，筆者至今還未能查見。相反，其影像畫面不是平型關小寨村伏擊戰的證据，卻可以在1939發行的攝影大師伊文思的紀錄影片《四万万人民》中發現。

請先比較一下以下兩張照片的异同。

圖3 左為伊文思影片的截屏，右為平型關大捷的照片

左邊是伊文思的影像截屏，記錄的是1938年4月，國民党軍在台儿庄某地的伏擊戰，而右邊則是我么所熟悉的“平型關大捷”的說明照片，被“公認”為八路軍戰士在小寨村伏擊戰場。從服裝，射手姿勢，机槍的送彈帶（發白的直線），和地形上看，我們可以斷定其來自一處，雖不是一張照片，卻映出的是同一個場景，同一個地點。最關鍵的判斷要素，還應該是右邊送彈手的斗笠頂端的圖案和斗笠上的四個黑体文字（ICCV）。

圖4 斗笠頂圖案，文字比較（放大照）

左邊的影像出自于1939年發行的記錄影片The 400 Million (國內譯名《四万万人民》）的鏡頭里（注：The 400 Million 導演、編劇：尤里斯•伊文思、1939年7月，Garrison Film Distributors Inc.），描寫的是1938年4月，台儿庄戰場的一個場面，攝影与導演者為荷蘭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1898—1989），世界著名的記錄影片導演。1938年4月4日他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及攝影組3人（注：除伊文思，卡帕，攝影助手費恩豪特三人之外，還兩名腳夫及國民党派來監視審查的杜將軍和黃上校。黃也是一位攝影師，任務是審查伊文思的鏡頭（李海流《羅伯特_卡帕和他鏡頭里的台儿庄大戰》《文史春秋》2013年第六期，36-38頁）。）來到台儿庄進行戰地采訪時，記錄下了這個珍貴歷史場面。

同一地點的同一影像，卻同時出現于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兩起大事件——“平型關大捷”和“台儿庄大戰”——的影像記錄中，出現于國共兩党的歷史記錄里！

抗戰的功勞，事后可以平分，但歷史的人物与事件卻很難一刀兩斷。到底是誰在“剽竊”誰？

三、推理和判斷

是台儿庄的記錄《四万万人民》“借用”了平型關的影像，還是實為其反？ 在此，為了維護共產党的榮譽，尊重多數愛國者的感情，先以前者為假設來進行一下考察，雖然從常識上講，這是一种非常荒唐，不禮貌的假設。

圖5 伊文思 1930

伊文思的電影如果借用的是共產党的戰果紀錄，從時間序列來看，似乎并不是沒有一點道理。1937年9月25日平型關大捷的記錄中，不可能出現半年后台儿庄大捷的映象（如果是事實的話），而相反倒是有理可言。

可若真是台儿庄的記錄“借用”了平型關的鏡頭，首先要存在以下兩個導致“借用”行為的基本條件。

1.此電影膠卷（并不是照片！），應該在1937年9月25日，由八路軍的記者完成攝影于小寨村附近戰場。（＝“借用”對象的存在）
2.伊文思在1938年2月來華后的半年中，有机會和共產党（延安）接触，并接受了延安提供的抗日影片。（＝“借用”對象的入手）

很難堪的是，事實正相反。延安在1937年還沒有任何的攝影設備和人才，而伊文思雖然在來華期間与延安（共產党）有過接触，但不是接受，反而是為獲得“共產党領導的游擊戰地區的情況”向延安無償提供了自己的一部攝影机和部分膠片，以便將來能間接得到來自蘇區情況的膠卷（注：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98頁）。且看下段記錄。《伊文思与延安電影團的第一台攝影机》云：

“ 1938年，荷蘭紀錄片導演伊文思來到中國拍攝。國民党政府不僅限制和監視他在國統區的活動，還對他去延安拍攝的要求百般阻撓。离開中國前，在周恩來同志的安排下，伊文思設法將一架35毫米攝影机和數千尺膠片贈予將赴延安的攝影師吳印咸。這就是當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厂的前身——延安電影團擁有的第一台攝影机，它拍下了中國共產党的第一部紀錄片《延安与八路軍》，記錄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共產党第一代領導人的革命活動及延安的生活片斷”。（注：《延安電影團成立》新影网首頁，http://www.cndfilm.com/12/）

按同一版面的記載，共產党第一部記錄影片 《延安与八路軍》的開拍時間為1938年10月。也就是證實了接受了伊文思贈送的攝影机之后，中國共產党的攝影事業才正式開始起步的事實。

伊文思等人來華后和共產党接進行過接触的事實，亦可從以下照片中找到線索。這是周恩來和葉劍英的照片，拍攝地點是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時間為1938年7月（注：根据据羅伯特•卡帕的照片說明)，攝影者是和伊文思同行的，世界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e）。這是伊文思一行和共產党有過接触的證据。

圖6 1938.7 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的周恩來（左），葉劍英（右）Robert Cape拍攝

伊文思可能在此時，將他的一部35MM的攝影机和數千米膠片贈送給延安，而卡帕，也有可能在此時，將在武漢沖洗出的自己的台儿庄攝影照片的一部分，贈給了葉劍英或周恩來。

可以這樣推測，那張有名的抗日戰士的照片是羅伯特•卡帕的作品，于是年8月28日，和伊文思的一台“埃姆” 35 MM電影攝影机一起被党的攝影先驅者袁牧之和吳印咸輾轉帶到了延安（注：馬紅《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電影團》《檔案天地》2012 年第10 期，34頁)。作為一個攝影組成員，卡帕和伊文思總是同時行動，而伊文思攝影机中的鏡頭，几乎都可以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時出現，如果比較一下伊文思的The 400 Million和卡帕的來華間的照片集（注：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我們就可以證實這一點。下面僅舉一例為證，即4月7日，日軍撤退后，兩人在台儿庄城北拍攝的日軍坦克殘骸。左圖是伊文思的影像的節屏，右圖是卡帕的照片。

圖7 左 伊文思影像截屏　右 卡帕的照片

兩人在台儿庄戰場一起行動，兩個鏡頭經常在同時同地指向同一歷史場面。以此判斷，前述照片下部映出的兩個黑影，有可能就是卡帕和伊文思兩人。回過頭請在仔細對比一下兩個影像的攝影角度，可發現卡帕應是右側的黑影，照的是戰士的側身，而伊文思的攝影机應架在其左邊，照的是戰士的背面，如果這個推理能成立的話。

從以上考察結果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照片上的戰士，并不是平型關小寨村的共產党八路軍，而應是在台儿庄附近奮戰的國民党軍隊。至少伊文思的記錄影片The 400 Million《四万万人民》給我們提供了此結論的證据。

實際上按伊文思本人的回憶，他的作品從构思，選景，拍攝的過程中，始終受到他的接待主人，國民党政府的嚴密監視和干涉。負責接待的王上校，不僅檢查影片內容，恨不得“在拍片的每一項細節上都插上一手”（注：(荷)伊文思(J.Ivens)著 《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63頁)，監視組的杜將軍和黃上校也步步隨行，千方百計阻止他去往前線，更怕他們去蘇區，延安。過多政治排場的要求，也使他很難實現他最想拍攝的“自發性場景”（注：和“戲劇性場景”對言。參照托馬斯•沃（何艷譯）《四万万人民》（1938）与團結電影：介于好萊塢与新聞片之間[加] 《電影藝術》第3 2 5 期，2009年）。記者愛潑斯坦也記錄道：國民党宣傳部的“官方的攝影師”（即黃上校）不僅指手畫腳地制止拍攝，還要“把別人拍攝的東西用自己的攝影机复制一份，供新聞檢查用”（注：前出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98頁）。在這樣的環境中，伊文思怎有可能去拍攝，或在作品中采用八路軍作戰的鏡頭？。

剩下一個問題是還要繼續尋找卡帕拍攝了此照片的證据。關于此，筆者調查了卡帕1938年的部分作品，至今還沒能找到同樣的照片。并且從兩人在台儿庄的行動記錄中，也很難确定伊文思攝影鏡頭的具体時間和地點。按伊文思的記錄，至少從4月4日至12日，他的境遇不像能有机會能外出拍攝戰斗的場面（注：前出《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170-180頁）。

再看一下記錄影片和其中的解說。按電影介紹，是由伊文思本人撰稿。

圖8 在背后拍攝的伊文思（左側身影 正好在射手和送彈手之間）在側面拍照的卡帕？（右側身影）應是此照片的拍攝者

“為了更好地打擊敵人，軍士們爬上石山，他們從后山行軍，他們打算從背后進攻日軍。（部隊扛著和照片中同類的重机槍登山的鏡頭）我們的偵查兵從山上觀察動靜（和以上圖片內容類似的鏡頭出現，約兩秒，兩次）。日軍在大路上巡邏，日軍在巡邏中。他們看到了我軍士兵，但是已經太遲了。（射擊場面，以上圖片內容在中鏡頭中出現，約2秒）。”之后接著的是國軍收复台儿庄的鏡頭（注：此處按字幕解說文。比英文原文要簡略，注意，第一次的斗笠鏡頭和第二次不并不是一個場景。因為從畫面判斷士兵的武器是一挺上部帶彈倉的捷克式輕机槍）。”

照片上的部隊，到底是哪一軍的所屬？從記錄電影和卡帕的照片內容看，攝影組在在台儿庄，接触最多的是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指揮部（楊家樓），也有過和第31師池峰城部接触過的記錄。這張像農民一樣的淳朴的臉，正是孫連仲，此照片應該是卡帕為這位威嚴的將軍拍攝的一生中最杰出的一張“自發性場景”（注：非人為擺設型。伊文思在日記中承認，很多鏡頭都是按國民党政府要求拍攝的擺設型場景，而自己希望拍攝的“自發性”戰場攝影，卻很難得以實現）的照片！

圖9 孫連仲和獨立第44旅（臂章判斷）兵士  卡帕攝影

照片上的重机槍組，像解說詞講的一樣，應該是孫連仲某一下屬師的 “偵查”部隊（Scouters）。是為偵查部隊的理由，不僅在影片的解說，而且登山行進中出現的大部隊的鏡頭組中，并沒有看到斗笠的出現。

也可能有人唱起那适口的“我編斗笠送紅軍” 說這斗笠應是紅軍，八路軍裝備的特征。這說法也并不正确。川軍的裝備，描寫往往是斗笠，蓑衣，草鞋，而來自南方的粵軍，滇軍也是以斗笠為特征的部隊。對以桂系為主的李宗仁手下的軍隊來說，斗笠也應該是一個常識性的裝備。

四，簡單的結尾

考察結果可判明如下几點：

一、這張歷史照片的場面不是平型關，而是台儿庄。
二、考慮這是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在中國拍攝的500余張照片中的一張。此照片可能于1938年7月，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被贈送給周恩來、葉劍英，隨后和伊文思的攝像机一起被帶到了延安。
三、照片中的戰士是隸屬于孫連仲將軍的第二集團軍某師的偵查部隊。攝影日為1938年4月4日-19日之間，地點在山東省台儿庄附近的某高地。

由于以上的第二，第三兩點還沒有得到足夠的證据，所以關于照片的來龍去脈在此只不過還是一种推理，并不是一個結論，還有繼續調查研究的必要。盡管如此，由于關鍵的第一點（攝影的時間和場所）通過本論已經得到了證實，所以至今被确信不誤一种解說，一种常識，一种歷史的“定論”就應該在此被推翻。

筆者并不認為這是有意的剽竊，認為它只是一种偶然的歷史誤會，初期的共產党絕不會像今天一樣擁有那么多品行不良的党員！應該是后來的非當事者的某人，在党史中記錄“平型關大捷”時，無意中選擇了這張保存在共產党檔案中的，沒有注明，解釋，而又十分清晰動人的，世界攝影大師的照片。也難怪出這种錯誤，此時的第八路軍，和國民党軍其他部隊同裝同餉，從服裝上是很難作出判斷的。

最后，這場尷尬的歷史劇應該怎樣收場？筆者不希望共產党將錯就錯，使其繼續出現在抗日戰爭胜利70年紀念后的平型關大捷展示里；更不希望為此引發出第X次國共論爭內戰。時隔近80年，是為兄弟，又都是為了打日本，目標一致所以互相包涵一下吧。視為家丑，千万不可讓外人取笑。

【參考文獻】

1.文中卡帕的照片，均來自于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USA
http://www.icp.org/search-results/%22Tai’erzhuang%22/all/all/relevant/5
2.Photography meets Film: Capa, Ivens and Fernhout in China, 1938.
3.尤利斯•伊文思《攝影机和我》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
4.沈蘇儒等譯《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

華夏文摘第一二七五期（cm1509d）